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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天文学家王贞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除夕夜晚，金陵城里，一个富贵人家的族大小刚刚结束了一顿辞岁家宴，陆续回卧室歇息，唯有一位年轻妇女还未离去。她注目凝视着房梁上一盏燃着蜡烛的吊灯和刚才设宴用过的圆桌，手里还拿着一块照脸用的镜子。过了一会，她把镜子放在圆桌近旁地上的阴影里，又爬上桌子提高吊灯的系绳，使灯光再照进圆镜。后来她又把镜子举过头顶，使灯光照出的镜子的阴影落在圆桌面上……这期间，她一直紧锁眉头，突然间又舒展眉宇，高兴得几乎笑出声来……。这是谁很晚了还在“变戏法”呢？她可不是随便玩“魔术”，而是正在钻研一个科学问题。这就是清代女天文学家王贞仪（公元1786～1797年）。当年她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研究天文学中的日月食理论的。她把吊灯当做太阳，圆桌当做地球，镜子当做月亮，用不断变换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研究日月食的形成原理以及月食同望月的关系。强烈的求知欲使她连除夕举行家宴的机会也不肯轻易放过。 200 年后的今天，从事天文科学的人们，谁也不会再使用王贞仪那样的土办法了。在我国现有的五个天文台中，从事天文研究的有男有女，妇女学习、研究天文，已是极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古代，不要说妇女，就是男人私习天文，也要冒杀头的风险。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天文学一直被禁锢在封建王朝的灵台秘苑中，在一些朝代只有封建朝廷的“太史院”、“钦天监”之类专职机构才有权研习天文，制定和颁布历书。天文学成了所谓“非凡夫所测”、“世代相传的家业”，妇女更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被紧紧地套在“四条绳索”的枷锁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民间私习天文，尤其是妇女学天文，简直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劳动人民创造的天文学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着，还和宗教迷信合为一体，变成愚弄人民的工具。因此，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中，妇女研究天文的事真是屈指可数。王贞仪之前，比较有名的当推东汉班固的妹妹班昭（又名班惠姬、曹大家）。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但他此书未竟，就在一次党争中入狱而死，留下《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没有来得及去写。东汉永元4年（公元92年），由汉和帝下诏，班昭到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由马续协助她收集整理、研究了西汉的天文观测记录，写成《汉书》的天文志和八表，完成了她哥哥班固遗留下的工作。《天文志》的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汉的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由于班昭长期活动在东汉王室之内，又没有亲自从事天文观测，受谶纬神学影响很深，因此书中不乏糟粕。班昭之后，封建统治阶级用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妇女思想，致使王贞仪之前再很少出现有名的女天文学家。虽然宋代天文学家楚衍有个女儿研究过天文数学，王锡阐有个妹妹王锡蕙也是位天文数学家，但都没有留下研究成果，因此无怪乎连王贞仪同时代的封建卫道士钱大昕也慨叹地说，王贞仪是“班惠姬之后，一人而已”。王贞仪原籍安徽天长县，后居住在南京。她的祖父曾在吉林宣化府任知府等官职，收藏书籍达 75 箱之多，因此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她 11 岁跟随祖父到宣化府生活了5年，其间结识女友，研讨学问，又“学射于蒙古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骑射如飞”。少年时代的王贞仪已经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后来她又随同祖母和父亲去过北京、陕西、湖北、广东和安徽等地，游览名胜古迹，见闻颇多，也接触到不少社会实际。后来她和安徽宣城的一个叫詹枚的青年结了婚。但是她在操持家务之余，仍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探索自然奥秘晴朗的夜晚，群星闪烁，人们都已入睡，王贞仪还披风饮露，独坐户外，静静地注视着天空，仔细观察星象的运行和变化。她一边观测，一边开动脑筋，琢磨着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经过多次观测和模拟实验，终于搞清了日月食形成的原理。她在《月食解》中说，太阳照耀月亮，月亮才有光。人们站在地球上去看，只有十五才能见到望（月圆），初一才能见到朔（月隐）。虽然太阳照耀月亮，但地球只要不在太阳直射月亮的光束中，人们看到的就只是一个侧面，成了半圆月或弯月。朔的时候，只要太阳和月亮近于黄白二道的交点，太阳光被月亮所遮，就会出现日食。由于太阳高，月亮低，相隔非常遥远，因此随观测者位置的不同，见到的食分（日食的程度）就不同。到了望，只要月亮进入地球的影子，就会发生月食。王贞仪非常推崇张衡对月食成因的解释，并在食分问题上作了一些新的发挥。她所阐述的日月食成因的理论，同现代天文学认识的日月食原理完全一致。地球是一个大圆球，站在地球“边缘”和下半球的人为什么不会倾斜和摔倒呢？这个问题对现代的人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不用发问。可是在互 8 世纪末叶时，虽然我国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地球是圆的，但却很少考虑或回答不了这个不倾斜摔倒的问题。唯有初出茅庐的王贞仪，经过仔细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通俗的解释。她在《地圆论》中说，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正中，因此远看别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该倾倒，实际都不倒，难道不是因为各地的人头上都是大，脚下都是地吗7这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四周都是天空的空问之中，对宇宙空间来说，任何地方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王贞仪正确地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没有上、下、侧、正的严格区别。这是一个很可贵的认识。王贞仪博览群书，楔而不舍。对古籍中的天文资料她仔细体会，吸取营养。当时一些历书将恒星年同回归年的区别说成了起于汉武帝进行太初改历的时候。王贞仪指出，这种差别并不是起于《太初历》，而是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以后才“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历书上还说，由于岁差，春分点逐渐东移。王贞仪也指出，这是错误的。岁差引起的春分点移动是西移而不是东移。另有一些人认为，岁差可以用“土圭”测得。王贞仪指出，上圭只能测日影，哪能测岁差？岁差只有用“中星法”才能测出。在我国何时产生“定气”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古人对日行迟疾没有认识，“定气”始于唐代历法。王贞仪批评说，这又错了。“定气”开始于北齐的张子信，其后隋代刘悼，唐朝李淳风和僧一行才测得更加精密了。王贞仪这些批评和见解，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际。她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使我们钦佩。除了精勤观测，刻苦钻研，王贞仪还非常重视学习当时的先进科学。天文学离不开计算，因此她对清初历算家梅文鼎的著作非常推崇，尤其看重《筹算》和《历算》两本。梅文鼎曾测得地理经度圈上的一度弧长等于250里，王贞仪把这个结果引申到天球中，指出，地差1000里，天顶差五度。她还认识到，随着地理纬度的不同，各地北极出地高度也就不同，因此，恒星隐显，昼夜长短，都会随地理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别。现代天文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除了测量的更加精确外，就其整体来说，王贞仪当年的解释也是非常正确的。另外，随着明末清初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当时西方的各种天文学理论也都传到中国来了。王贞仪对这些东西并不囫囵吞枣，而是批判地吸收，有选择地使用。她既知道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也了解第谷的折衷体系（即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不动中心，日、月、恒星都绕地心运行，而五大行星又绕日运行）。她认为“西历虽至密，亦未能言概准，”“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生活在18世纪末叶的一位妇女，能有这样的见地，很是难能可贵。顽强的斗争精神王贞仪29岁的短暂一生，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她精通地理、数学、医学和诗文绘画，也懂得气象，“言晴雨丰欠辄验”，真是一位多才多艺，才气横溢的青年女科学家。她的文章“皆质实说理，为不藻采”。当然，王贞仪最有造诣的还是天文学。她把自己研究天文学的成绩写成不少著作，其中许多已被湮没，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金陵丛书》中的《德风亭集》卷五、卷六和卷七中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心得体会。如卷五中有《岁差日至辩疑》、《盈缩高卑辩》、《经星辩》、《黄赤二道解》；卷六有《地圆论》、《地球比九重天论》、《岁轮定于地心论》、《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一、二、三》；卷七有《月食解》、《勾股三角解》等。据传她的著作共有64卷之多，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很少一部分了。同任何科学家一样，王贞仪在科学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她要从事科学，就必须同科学的敌人，首先是同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进行斗争。还在她刚开始钻研天文和做诗绘画的时候，就有一班封建卫道士嘲笑地说，女孩子的正当职业是酒食缝纫，不应以文史翰墨为事，甚至攻击她从事科学是想青史留名。但是王贞仪的反叛精神使她没有屈服。她据理驳斥，坚持为科学开辟道路。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顽强地顶住封建礼教的重压，不屈不挠地进行科学研究。王贞仪与封建伦理的抗争，在她的不少诗文和书信中都有表白。她简直是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为妇女的地位呼号。历史事实也说明，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就越要把天文学拉入迷信的泥坑，如利用天文搞“风水”之类。面对这些邪恶，王贞仪在《葬经辟异序》和给她父亲的一封信里，明确宣布，这些东西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绝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贫富贵贱。还有人抬出所谓“风水” 本是古代圣贤倡导的，以此来吓她。王贞仪更指出，这正是那班圣贤的缺点，学古人必须取批判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王贞仪的科学成绩正是在同这些谬端邪说的斗争中取得的。 “尝拟雄心胜丈夫”。用王贞仪的这句诗文来概括她和我国古代其他女天文学家是再恰当不过了。王贞仪等人堪称是中华民族科学发展史上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微循环女专家牌坊沟来了新客人 1970年底，四川省简阳县牌坊沟多了 3 个新客人，一位 34 岁的中年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孩子们的妈妈叫修瑞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简阳分院的工作人员。她是随着单位的迁移而从北京来到简阳乡下的。当初在北京，她虽然没住高楼大厦，没有优厚舒适的生活环境，但那毕竟是大城市，是全国人民翘首仰望的地方。至于修瑞娟为什么离开北京，携带着一个8岁、一个3岁的女儿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山沟，可能在整个牌坊沟里都无人明白。修瑞娟曾是一位留苏的大学生，回国后，她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来的探讨和研究，使她对微循环发生了特殊的兴趣。当时，微循环王国的大门尚未被打开，欧美一些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搞清楚这一领域里的奥秘。修瑞娟相信自己的能力，她坚信一个普通的中国女科学工作者通过长期的努力能够征服这个险恶的巅峰。来简阳之前，修瑞娟对微循环已有了一些研究，不久，“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两派间无休止的争斗，红卫兵的造反，使得科学院秩序混乱，一度陷于瘫痪状态，而修瑞娟的科研课题当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为了找一个“世外桃源”，找一个能把自己的科研继续下去的地方，修瑞娟毅然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来到了这里。事情并不像修瑞娟想得那么容易，沉重的家庭负担紧紧地拖住了她的后腿。由于她爱人的离去，两个孩子全靠她抚养。孩子正处于让人照看的年龄，这里一无亲，二无故，谁来帮这个忙呢？再说，搞微循环研究，总是离不开病人，离不开奄奄一息的肺心病患者。简阳这个地方没有大医院，不具备观察病人的条件。要想获得第一手可信的资料，必须离开简阳，乘火车到成都的省医院去。修瑞娟深深地懂得，搞科学是要讲奉献的，科技工作者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位科学家为了研究科学、探讨真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宝贵的生命。无论做任何工作，没有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主意拿定，修瑞娟首先找到了院领导，提出了自己要去省医院搞科研的设想。在那个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对科研工作投入这样大的兴趣和热情，也算是一件新鲜事。经研究，院领导满足了她的要求，并答应帮她同省医院联系。下一步就是安置女儿的问题了。修瑞娟从牌坊沟找到一户人家，答应每月付 50 元，把两个女儿放到这里照看，自己将仅乘的 12元钱作为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安排妥当后，修瑞娟从当地老乡家里借了一个箩筐，里面装上一台显微镜和一台照相机，像当地群众一样，背着箩筐，翻山来到简阳火车站，乘火车奔赴远离简阳的成都省医院。每逢星期一，修瑞娟都是这样在天明之前离开她的女儿们。出门之前，她把吵着要为妈妈送行的大女儿搂进怀里，千叮咛万嘱咐，然后又走到熟睡的小女儿床前，亲亲那张可爱的小脸，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跨出家门。这一步，有千钧重呀。有时，她也曾因孩子们“要妈妈”的哭声停步回首，但是探求微循环世界奥秘的责任感驱动着她加快了奔向火车站的步伐。修瑞娟知道，每天要有多少人因患肺心病而死去，她探讨微循环的规律正是为了找出一种拯救这种患者的方法。为了千百万个母亲不离开她们的孩子，她必须暂时离开自己的女儿们，投入到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中去。她一走就是一个星期。孩子们经常扳起小手指，一天两天地数着，盼望着星期六的来临，因为只有这一天，她们才能见到她们的妈妈。当周末的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修瑞娟的一对女儿便守候在大门的外边，从无数个匆匆而过的身影中寻找出她们最熟悉的一个，在她们的母亲到来之前，她们不吃也不喝，直勾勾的四只小眼恨不得把整个世界望穿，早一点把她们的妈妈盼回来。修瑞娟终于回来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下了火车，她没有朝家走去，因为她一周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必须首先向院领导汇报这一周的科研进展情况，然后再做出下一周对课题研究的安排。等她办完了这一切，她才想起了她的女儿们。其实，她每天都在想着她们，尤其是每逢周末这一天。她知道，女儿的身边没有爸爸，孩子们渴望从她的身上享受母爱的温暖。可是，修瑞娟更爱她的事业，她对她研究的课题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更多的时间。她相信，若干年以后，当女儿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会谅解她所做的一切，原谅一个为了事业而未尽职的母亲。母女们的团聚，给牌坊沟带来了欢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妈妈诉说着一周内发生的事情，修瑞娟静静地听着，听着，只有这时，她才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 “修氏理论”诞生修瑞娟从未想到过，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世界上的知名人物。其实，她想得很简单，她只想发现肺心病患者在生命弥留之际微血管的长度以及管径的变化，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有这一想法的人在世界上也许有千百个，但是，能够找出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发现微血管秘密的人则是凤毛麟角，能够将这种科学的方法付诸实践的，可能修瑞娟是最早的一个。这种方法做起来太难了。根据一般规律，肺心病患者发病总是在清冷的夜晚。修瑞娟远离自己的家来到省医院就是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医院里职工的住房很紧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修瑞娟支上一张床。照常规，一个外单位人员来到这里办事，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修瑞娟每天下午两点钟开始离开招待所，去挤一辆通往省医院的汽车。下车以后，她又急匆匆地直奔肺心病患者的病房。她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病人手指的甲皱微循环，然后测出微血管的长度和管径的大小，最后拍下照片，写下记录。每一个病人的手指都要在她的显微镜下经过，每一个病人微循环世界的轻微变化（哪怕是一点点）也逃不过修瑞娟的眼睛。修瑞娟就是这样一秒钟一秒钟度过的，从下午到傍晚，从傍晚到子夜，从子夜又到黎明。当病人从沉睡中清醒的时候，当病房里有了一点生气的时候，修瑞娟这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直到这时，她才真的感觉有一点累，才意识到一天的工作该结束了。她整理好东西，离开病房，下意识地走出医院，挤上通往招待所的汽车，来到自己的住所。这时，她真想闭上那双疲劳而又锐利的眼睛休息一会儿，但是，一夜的观察结果还需要进行总结，如果有一个可疑的数据出现在记录上，会使她异常兴奋，疲劳和困倦一扫而光。做完了这一切，她才倒在床上睡一会儿，算是对“再生产”的一点投资吧。她的睡眠时间很短，仅仅有四五个小时。如果不睡觉也能工作的话，修瑞娟就永远不会闭上她的一双眼睛。在病房里，修瑞娟除了进行她的课题研究以外，她什么事情都能遇到。夜深人静，病人口渴了，修瑞娟放下手里的仪器，喂病人喝水；有的患者要大小便，修瑞娟就找来便盆，直到病人躺下重新入睡，她将便盆冲刷干净之后，才又开始她的事业。有时，危急病人突然发作，修瑞娟找来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助他们采取急救措施之后，她抢准时机，用照相机拍摄下患者的生死关头微循环世界的奥秘。修瑞娟的实验室是喧闹的，有时又是寂静的，死一般的寂静。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在太平间里度过的。“九死一生”是说人在经历了重重劫难以后，大难不死。如果把它仅仅作为一个数据来理解，那么修瑞娟的 “实验室”不是“九死一生”，而“十死一生”或“二十死一生”，因为停尸房里，只有她一个人是有生命的活人。修瑞娟需要活人的数据，更需要死人的数据。肺心病患者在结束生命的一刹那以及死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是修瑞娟获取数据很重要的时机。她经常随着死者从病房转移到太平间，用显微镜对准死者的手指，仔细入微地记录下血液从死者手指的甲皱完全排空时微血管的变化。萧瑟的秋风和凛冽的寒风都会给人带来某些凄凉和恐怖之感，更何况是在深夜，是在周围布满尸体的停尸房内。这一切，修瑞娟似乎已经习惯了，她没有时间考虑周围的人和她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更没有时间去体会神话中鬼魂索命的意境，她只想着她的微循环，想着她能从微循环的世界中找到使肺心病患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随着光阴的流逝，修瑞娟的菩提树终于结出了硕果，她完成的《肺心病患者甲皱微循环的变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修瑞娟通过无数个详实的科学数据，真实地再现了肺心病患者在发病时微循环血管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她做出大胆的判断：肺心病患者的休克或死亡，不一定是心脏发生了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微循环出现了障碍。修瑞娟的重大发现，不仅为中国同行们认为这是“我国医学科学界的又一硕果”，而且得到国外专家的承认。1982、1983 年全美召开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届微循环协会，她应邀出席，并发表了她的研究学术论文。1983年6 月，由5位权威学者发起成立了国际微循环研究所，她是发起人之一。她发现和总结的微循环血管变化的规律，被世界同行称为“修氏理论”。居里夫人波兰教师的小女孩儿 1867年 11 月 7 日，在华沙一个中学教师的家里，大伙儿正为新生的小女孩儿热烈地祝贺着。这个小女儿是谁？她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的爸爸叫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是一位中学数理教师，妈妈也是中学教员。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居里夫人最小。爸爸妈妈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波兰人喜欢用爱称，所以，小时候，全家都亲热地喊她：玛妮雅！小玛妮雅的童年是很不幸的。妈妈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因为怕传染给小女儿，从来没有亲过她一下，是大姐姐素希雅代替母亲照顾她长大的。在小玛妮雅还不满10岁的时候，大姐和妈妈就都病死了。从此，这个小女孩更没人来照顾了。爸爸斯可罗多夫斯基性格耿直，有强烈的爱国心。当时，波兰早已被俄国、德国、奥地利三国瓜分了，华沙处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残暴统治之下。爸爸由于不肯作沙皇的驯顺“臣民”，被降职降薪，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外国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十分愤懑。这个教书先生本来就不会管理家务，妻子死后，他带着4个十几岁的儿女过日子，生活中充满了艰辛。玛妮雅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就磨练了非常坚强的性格和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玛妮雅渐渐长大了，已经是个中学生了。她像父亲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那时候，俄属波兰成了沙俄的一个省，广大人民十分痛恨侵略者的头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在这个暴君被刺杀、沙俄政府强迫全体波兰人哀悼的时候，玛妮雅却高兴极了。她竟敢在教室里，和一个女同学热烈地欢呼着： “万岁！万岁！”，并且围着课桌跳起舞来。玛妮雅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她从上小学开始，每门功课都考第一。1883 年6月，玛妮雅以获得金奖章的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了，那时候，她才15 岁。中学毕业以后，她到乡下住了一年多。后来，回到华沙，又热情地参加了爱国青年的秘密组织——“流动大学”的活动。她经常到一个缝纫机工厂的宿舍去，帮助那些深受压迫的女工读书识字……玛妮雅对学习有着特殊的爱好和强烈的兴趣，从不轻易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她利用空余时间读了许多书，处处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进取精神。 19世纪的时候，科学还不算太发达，一般青年人既不重视，也不愿意终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早先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过物理学，虽然他没有能够把很多知识教给小女儿，但是，他对科学的强烈事业心，却深深地熏陶着小玛妮雅。玛妮雅从小就非常喜欢父亲的各种实验仪器。那些精巧的玻璃瓶，五颜六色的药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层层浪花。这两年，她又读了许多有趣的自然科学书籍，更使她充满了幻想。她是多么渴望到科学世界去探索，去揭开大自然的一个又一个秘密！玛妮雅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去上大学。可是，当时，华沙所有的大学都不招女生。玛妮雅听说巴黎有个索尔本理学院，这个学院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学府，而且接受各国有才华的男女青年入学。她真想去啊！可是，钱在哪儿呢？而且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也快到退休的年龄，只能靠领取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了。家里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哪里还有钱供给玛妮雅去巴黎上大学！况且，二姐布罗妮雅更盼望去巴黎学医哩！怎么办？玛妮雅是一个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娘，她非常愿意帮助别人。19岁那年，她决定到职业介绍所去找个长期做家庭教师的地方，赚钱供二姐去巴黎上大学，等二姐毕业后有了工作，再帮助玛妮雅到巴黎去读书。当她把这个计划告诉二姐的时候，布罗妮雅感动极了！她想：小妹妹将为她付出多大的牺牲啊！诺言是不能改变的。给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除了教小孩儿学文化，还得兼做一部分佣人的活儿，十分劳累，常常受到歧视。尽管如此，玛妮雅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她自修了各门功课，一直到布罗妮雅在巴黎医学院毕业，当了医生。勤奋苦学 1891年11月，玛妮雅已经24岁才来到巴黎，开始了她盼望多年的大学生活。 1891年 11 月 3 日，巴黎大学理学院在索尔本开学了。来自欧洲的学生当中，有一位穿得十分朴素、情绪非常饱满的波兰女学生，当她在入学报名单上，用法文端正地填写着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是啊！经过长期的艰难的路程，她终于来到了这所向往已久的有名的学府。这个渴望学习的异国女子，开学以后，全神贯注地听每一堂课，作每一道题。她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学习非常刻苦。玛丽最喜欢听李普曼教授的课，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做实验。保罗·阿佩尔教授的课，也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这位学者，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好像整个宇宙都掐在他的手心里一样。他在讲天体物理的时候说：“我拿起太阳来，再把它扔出去……”玛丽听得都入迷了，她那浅灰色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她想：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学习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能比掌握支配宇宙的规律更吸引人？能比发现宇宙的不变定律有更大的乐趣呢？…… 玛丽集中全副精力学习，她非常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自从到巴黎以后，她一直住在二姐家里。那时候，布罗妮雅已经结婚，姐夫也是一个医生。姐姐和姐夫待她非常好，她们生活得很亲密很和谐。可是，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二姐家的病人和客人都多极了，影响她学习；再加上住处离理学院太远，每天必须坐公共马车去上学，花费也太大了。玛丽终于说服了二姐夫妇，同意她在学校附近的拉丁区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这是一家有钱人家的住房的顶阁，在7层楼上，过去是仆人住的地方。这间小阁楼又窄又暗，但是很安静，租金也很便宜。玛丽的学习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生活却过得更加艰苦了。这时候，她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三个法郎。在 1892年的巴黎，这算是相当低的生活水平了。为了节省灯油和取暖费，天一黑，她就跑到附近的“圣日内维埃尔图书馆”去，那里成了玛丽的 “幸福收容所”。图书馆里有明亮的煤气灯，也很暖和，这个不知疲倦的姑娘，每天坐在那张长方形的大桌子前面，手抱着头读书，一直到晚上10点图书馆关了门才走。回到小阁楼以后，她经常学习到深夜两点，实在困极了，才上床睡觉。冬天，屋里冷得很，冻得睡不着，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不顶用，她就提起一把木椅子压在被子上。这位世界上少有的天才物理学家，竟然天真地幻想从重量中求得一丝温暖！自从搬进小阁楼，玛丽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了，可是，她的身体健康情况却越来越差了。她没有去过肉店，舍不得花时间做肉汤。她生活得十分节俭，只要有块面包，抹点黄油，喝杯茶水，就很满足了。由于营养不足，本来挺健壮的一个姑娘，很快得了贫血症。有一天，玛丽正和一位同学在一起，突然晕倒了。当二姐夫闻讯赶来，气喘吁吁爬到小阁楼的时候，他看到玛丽又在预习明天的功课了。她面色有些苍白，二姐夫一边细心地给她检查身体，一边详细地询问她的生活情况。原来，从头一天晚饭起，她唯一的食品就是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慢慢地嚼着这两样东西，学习到凌晨三点。中午放学回来，又嚼剩下的小萝卜，后来就晕倒了。二姐夫听完以后，又生气又难过，他埋怨玛丽不爱护身体，也埋怨自己对她照顾得不周到。他命令玛丽跟他一块回家去，玛丽笑着“抗议”。最后，这位医生姐夫只好像“绑架” 似的，强迫她带上书籍和笔记本，暂时离开了小阁楼。二姐布罗妮雅心疼极了，想方设法地给她增加营养，玛丽这才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在索尔本理学院的几年时间，玛丽始终是这样刻苦地攻读。她的学习成绩使同学们羡慕，使教授们惊异。每个学期考试，玛丽都名列前茅。入学后两年，也就是1893年，她充满信心地参加了物理学学士学位考试，在30名应试者当中，她得了第一名。第二年，她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数学学士学位。人生的巧遇 1894年初，法国国家实业促进委员会出了一个关于各种钢铁的磁性研究的题目，请人完成。学习物理成绩优异的年轻大学生玛丽，勇敢地接受了这个科研项目，这是她第一次独立进行科学实验和理论探讨。这项研究，不但对提高她的科研能力和增强信心很有好处，同时，还能得到一笔报酬，使她越来越困难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为了完成这项研究，她急需有一间大点的实验室，以便分析各种矿质，并且收集各种金属样品。正当这个女大学生为没有实验室而十分苦恼的时候，一位名叫比埃尔·居里的理化学校教师，帮她解决了难题，给她借到了一间大实验室。这位居里先生，当时已是法国成就突出的青年物理学家。他和玛丽一样，也是个对科学事业着了迷的人。他的一切，都被酷爱物理科学研究的神圣感情所支配。他已经35岁了，还没结婚。然而，生活是多么奇巧啊，他遇到了天才的玛丽，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贫穷的波兰女学生。他钦佩她有崇高的志向，顽强的进取精神。玛丽也爱这位举止安详、纯朴真诚的理化教师。决心用科学去为人类造福的共同意愿，终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1895年7月间，28岁的玛丽结婚了，从此，人们都尊敬地称她居里夫人。每天用8个小时搞科学研究，两三个小时料理家务，晚上还要根据当天的支出情况计划一下今后的生活如何过得更节俭。然后，玛丽专心准备大学毕业后的职业考试，居里埋头思索新理化课的教学大纲。只有当深感疲倦的时候，他们才抬起头来，相互凝望着，会心地微笑着……这就是居里夫妇的日常生活景象。